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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放大字體??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8-05-31??瀏覽次數:474
導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需求側改革主要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制度創造、創新等要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產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就是優化產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質量,優化產品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產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
 
2016年1月26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如果用一個公式來描述人們口頭上所說的“供給側改革”,那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含義是: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容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容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釋放供給活力
合理的土地制度安排對于激勵生產要素和公共產品供給,釋放供給活力,促進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著重要的微觀管理和宏觀調控功能。2015年以來,我國城鎮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去庫存化和“后土地財政”的壓力和挑戰,農村則開始進入三權分置改革和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的試點階段,推動城鄉土地制度改革的合力基本形成,長期滯后的土地制度改革有望加速推進。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單一到多元,不斷發展壯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改革的主要內容以引進市場經濟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為主。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以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基本框架為主。2002—2008年進入以健康化、規范化和專業化為特征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新時期。當前,我國金融正處于市場化、國際化和多元化的階段,面臨著比以往更加復雜的局面。從國內來看,金融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市場之一,由于改革不到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金融抑制,需要加以改革。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開辟供給空間
中國經濟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但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后,要素紅利漸行漸遠,投資驅動風光不再。“十三五”時期中國要繼續發揮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構建社會服務體系,推進配套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增進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提高區域、產業、制度、產品等多個方面的競爭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還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構建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即為其中之一。
一、我國經濟增長正面臨“五力”約束
1.區域發展、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響區域競爭力的提升
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仍然與東部、城鎮地區有著顯著差距,且公共服務大部分附著于戶籍之上,它已經影響到全國統一要素市場的形成,使得區域、城鄉不平衡產生自我強化的內生機制。這種格局決定了我國雖然進入新常態,但并不意味著各地區、城鄉同步進入新常態。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仍有非常廣闊的財政投資空間,潛在經濟增長能力較為充足。但是,這些地區的發展不能簡單重復“昨天的故事”,要發揮“學習效應”,避免出現東部地區、城鎮地區的負面問題,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主動優化供給側。
 
2.產業結構升級動力不足,產業的總體創新能力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對產業結構競爭力形成抑制作用
我國處于加速工業化,并向知識社會轉型的重要節點。然而,幾乎所有傳統產業都出現危機,國有企業行政性壟斷較為突出,產業網絡化創新程度較低,知識擴散和共享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活力不足,投資意愿不強,市場主體對經濟的預期由樂觀轉向觀望甚至悲觀,嚴重影響了我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進一步轉向知識文明的進程。一些傳統稟賦優勢在逐步喪失,必須要尋找一條新路來優化生產方式,讓技術創新成本更加“低廉”,實施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市場活力。
3.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進入攻堅期,束縛經濟轉型升級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結構競爭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仍然得不到正確處理,政府在對待處理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時,仍然懷著“管控”的思維,而非樹立平等的“合作關系”,政府對市場、社會的干預較為嚴重。企業、社會主體在開拓市場、配置資源時,第一時間不是想到“找市場”“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過強大的政府之手來實現既定目標。
4.改革開放將進入新階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給側管理與對外開放新格局有機融合的方式,構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結構,提高利益結構競爭力
經濟新常態之前,出口導向戰略作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吸引了大量外資,改善了我國資本短缺的狀況。然而,這種“大進大出”的對外開放模式,加劇了全球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局面,引發了我國和資源能源產地的利益矛盾。我國須加快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局,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統籌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做強制造業和提升服務業,服務于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從這個意義上,“一帶一路”、亞投行并不是一個區域、局部概念,而是創造一種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機制。
 
5.我國傳統鄉土社會治理模式的優勢在不斷喪失,以家族為紐帶的傳統倫理結構受到劇烈影響,亟待按照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念,完善社會倫理結構,服務于供給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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